训练写作即间接训练阅读 ——朱光潜给年轻读者的阅读写作建议

来源:中国教育报 时间:2020-03-25  阅读:次  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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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训练写作即间接训练阅读 ——朱光潜给年轻读者的阅读写作建议

  借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超长假期,笔者用了一周的时间读完了朱光潜先生的《读写指要》,感觉如沐春风,受益匪浅。这是一本指导年轻人阅读写作的书,书中告诉喜爱阅读和初习写作者哪些是阅读写作的坦途,哪些是弯路。

  朱光潜是20世纪享誉中外的美学大师,也被誉为“青年人的导师”,不仅因为他从年轻提笔作文开始,就为青年人写作,更由于他曾经做过中学教师,又在大学里长期任教,比较了解青年人的想法,乐于为他们的人生困惑指点迷津。笔者记得上大学时,在穿过燕南园去图书馆的路上,经常会遇到朱光潜先生在园中散步,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阅读本书的过程,时常感觉大师向我走来,那睿智的目光在注视着我,他用通俗的语言,深入浅出地与我谈心,循循善诱,娓娓道来。

  培养读书兴趣应从课外书入手

  大凡谈读书都绕不过三个问题:为什么读?读什么?怎么读?“为什么读”这个问题如今似乎已不是问题,很多教师、家长已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。问题是很多教师认为没有时间读书,“每天忙于教育教学工作,哪有时间看书学习?”其实,这个问题也是个“老生常谈”的问题,任何时代的人都有这样的困惑。朱光潜在上世纪20年代写给青年人的信中说:“能否在课外读书,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,而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……许多人的学问都是在忙中做成的。”当今人类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,时代发展的步伐突飞猛进,“你不努力跟着跑,便落伍退后。”这个道理人人都明白。

  朱光潜强调:“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,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。”如果你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,没有一种闲暇时可以寄托心神的东西,一旦闲暇来临,便会无所适从,“说不定会被恶习惯引诱。”如果你能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,“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”。

  笔者联想到眼前的情形,因新冠肺炎疫情要求国人都必须宅在家中,让平时忙碌的人们突然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。人们先是兴奋,继而又郁闷,不少人宅出“草”来,闷出“毛”来,憋出了“内伤”。手机、电视无限循环,“招”猫“逗”狗,甚至惹是生非。如果你能养成阅读的习惯,相信此时绝不会六神无主、无所事事。

  朱光潜认为:“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养成,过了正常时节,便会萎谢。”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,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,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,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,到老了想拿诗歌来消遣,已寻不出趣味了。朱光潜强调“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”,比如读一本小说,平时自由地拿来消遣,觉得很有趣味,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,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,便会索然寡味。因此,他建议年轻人“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,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”。

  书是读不完的。朱光潜认为:“历史愈前进,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,书籍愈浩繁,而读书也就愈不易。”既然书读不完,就需要精选。“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,不如读一部《国风》或《古诗十九首》,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古希腊哲学的书籍,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。”读书不在多,贵在精而要,阅读经典、阅读原著,这是许多学问大家的共识。

  “好书不厌百回读,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朱光潜认为,与其读十部无关紧要的书,不如用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;与其十部书都只是泛览一遍,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。“少读如果彻底,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,涵咏优游,以至于变化气质,多读而不求甚解,则如驰骋十里洋场,虽珍奇满目,徒惹得心花意乱,空手而归。”

  读书应当分种类。一种是作为公民所必需的常识,另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。朱光潜认为,“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,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。对于他,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,尤其是一种训练,一种准备。”“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,也有些初看很干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,啃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。”这种为了做学问而读书还须围绕一个中心去读。或是科目,或是问题。朱光潜举例说:“以科目为中心时,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,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,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,作进一步高深研究的准备。”“以问题为中心时,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,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。”

  朱光潜先生的这段话虽然是讲给年轻学子的,但笔者以为,也非常适宜教师。教师职业,作为一种专业当然是一门学问,要想成为教师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,但要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教师,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摔打。笔者以为,作为教师,既应该以科目为中心去训练阅读,不断精进所学专业,又要以问题为导向,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,并在深入阅读研究中解决问题。只有这样,循着朱光潜先生所指的路径去不断阅读、实践,相信每个有志于成就一番事业的教师都会不断成长,达成所愿。

  写文章是可以练习的

  读与写,谁更重要?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。对于像我这样靠写作为生的人,写作当然比阅读更重要。不仅因为要靠它吃饭,还因为长期的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,带给我许多的乐趣。所幸我的这个想法与朱光潜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。他也认为阅读和写作两个能力相较,写作更为重要,他说:“就一般经验说,对于写作有浓厚兴趣的人对于阅读也自然有浓厚的兴趣。不知写作甘苦的人纵然多阅读也大半不能深入。自己多写作,对于旁人的作品决不会轻松放过。所以训练写作即间接训练阅读。”

  从实际情形看,不论是学生抑或是教师,对写作普遍有畏难情绪,大多比较“犯怵”,即使是我这样经常泡在写作中之人,也常会有犯难的时候,经常会被一篇难产的文章搞得头晕脑胀、食不甘味。由此可见,训练写作比训练阅读更为重要,也更为紧迫。

  许多人认为,写文章是需要天赋的,不是人人都可以学得来的。其实,以笔者多年的实践来看,写文章是可以练习的。朱光潜认为:“天资和人力都不可偏废,古今许多第一流作者大半都经过推敲揣摩的训练。”“许多学子对文学写作不肯经过浅近的基本训练,以为将来一动笔就会一鸣惊人,那只是妄想,虽天才也未必能做到。”有如下围棋,一段一段地前进,功夫没有到时,慢说想跳跃一段,就是想多争一颗子也不行。

  其实,朱光潜也经历过辛苦的写作训练。他调侃自己“是一个再造过的人”,创造主就是他自己。人生世相的敏感和语言文字的敏感大都是天生的,朱光潜对此也认同,但他认为“人力也可培养成几分”,他自认为在这两方面“得之于天的异常稀薄,然而我对于人生世相有相当的了悟,运用语言文字也有相当的把握。虽然是自己达不到的境界,我有时也能欣赏,这大半是辛苦训练的结果”。

  经过勤学苦练,朱光潜从古今中外许多哲人和诗人那里借得一双眼睛看世界:他从屈原、杜甫那里学得执着,从庄周、列御寇那里学得徜徉,莎士比亚教会他从悲痛中见出庄严,莫里哀教会他在乖讹丑陋中见出隽妙,陶渊明和华兹华斯指引他到自然胜境,近代小说家引他到人心的曲径幽室。经历过这种再造,朱光潜认为“文艺的珍贵的雨露浸润到我的灵魂至深处”,“使我能感伤也能冷静,能认真也能超脱,能应俗随时,也能潜藏于非尘世的丘壑”。

  笔者最喜欢阅读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文章,大学时对他写的说理性散文爱不释手,常反复揣摩。他十分擅长把“很难说的理用很浅的话说出来”,不管是多么玄妙、飘忽不定的“理”,经他之手便“化”为浅显、人人可以感受到的东西。他这种举重若轻、深入浅出的功夫也是经过苦苦修炼而得来的。

  朱光潜将写文章比喻为学画,“学画可临帖,又可写生”。初学者可从临帖开始练,而中国文人初学作文也大多用临帖法。“每人总须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,揣摩呻吟,至能背诵,然后执笔为文,手腕自然纯熟。”欧洲文人虽然也重视读书,但近代第一流作者大多从写生入手。比如莫泊桑初请教于福楼拜,福楼拜叫他描写一百个不同面孔。朱光潜以为,“临帖与写生都不可偏废”,许多一流作家也经历过模仿阶段:莎士比亚起初模仿英国旧戏剧作者,布朗宁起初模仿雪莱,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许多俄国小说家都模仿过雨果。临帖在于多读书,但读书也只是预备的功夫,真正学习写作要特别注意写生。如果只阅读不动笔,容易养成“眼高手低”的毛病。其实,手低者眼也未必高,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写作的甘苦,对于旁人的作品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。

  朱光潜认为:“写生,须勤做描写文和记叙文。”许多语文教师教学生写作往往从议论文入手,常埋怨学生不会写作文。朱光潜以为“这是没有脱去科举时代的陋习”,他认为初学者从议论文入手是“容易走入空疏俗滥的路上去”。认为初学者应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,“这两种文做好了,议论文是很容易办的。”朱光潜就曾在这方面吃过亏。他从十岁到二十岁左右,前后至少十年的光阴都浪费在这种议论文写作上。“这种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,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。”

  笔者以为,这也许不完全是坏事,从朱光潜自己来说,儿时的训练也许限制了他的想象力,让他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描写文,但从另一方面却成就了他,没有经历这种长期议论文的训练,也不会有擅长写说理文的朱光潜,也许中国就少了一位举足轻重的美学大师。

  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?

  除了上述的“临帖法”“写生法”,练习写作还须牢记两个原则。第一个就是有话必说,无话不说,心口如一,不能说谎。朱光潜认为文学不是说谎的工具,文学是以语文为工具的表现艺术,“如果心里要表现的与语文所表现的不完全相同,那就根本失去表现的功用”。对于那些不是存心要说谎,而是因为能力不够而表现的“不完全相同”的习练者,朱光潜建议他们“认清自己能力的限度,专写自己所能写的”。人的知识是有限的,不可能什么都了解,但也不会什么都不知道,“一个聪明的作家须认清自己知解的限度,小心谨慎地把眼光注视着那限度以内的事物,看清楚了,才下笔去写”。

  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,如何训练才能把文章写的与心里要表现的“完全相同”呢?也就是说文章如何才能写得更加准确?

  朱光潜建议初学者每遇到可说的话,就要抓住机会,马上就写。“习文有如习画,须常备一个速写簿带在身边,遇到一片风景,一个人物,或是一种动态,觉得它新鲜有趣,可以入画,就随时速写,写得不像,再细看摆在面前的模特儿,反复修改,务求其像而后已。”这种功夫做久了,一是可以养成爱好精确的习惯;二是可以逐渐养成艺术家看事物的眼光,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可发现值得表现的情境;三也可以增进写作的技巧,逐渐使难写的成为易写的。

  另外,朱光潜建议初写者应该由易而难、循序渐进,应从“知道清楚的”和“易于着笔的”这两种材料入手。一般人至少对于自己日常生活知道得比较清楚,所以记日记是初习写作的最好方法。

  第二个要牢记的原则就是,要把话说得好。人们常认为,主持人都是能说会道之人,他们能把话说得好听,作家也一样,也要学会把话说得好,才能写出好文章。

  朱光潜认为:“把话说得好,就是要思想条理必须清楚,情致必须真切,境界必须新鲜,文字须表现得恰到好处,谨言而生动,简朴而不枯涩,高华而不浮杂。”把话说得好,也是文人与匹夫匹妇的区别。匹夫匹妇们也常在生活中见到美景遇到痛事,但他们无法用语言文字把心中的感触说出来,即使说出来也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而文人的本领不只见得到,还能说得出,而且还能说得恰到好处。

  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?这不仅对于学生、教师是个大难题,对于靠笔杆子吃饭的笔者来讲,也不是轻松的话题。笔者最初写文章时经常是“不假思索”,信笔由疆。这样任意写下去,写到后来常不知所云,甚至前后矛盾。朱光潜认为,这也是写作者常出现的问题。不仅初学者易这样写,就是有名的职业作家也这样写“连载”的稿子,近代英美长篇小说有许多也是这样写成的。“这样做成的作品,就整个轮廓看,总难免前后欠呼应,结构很零乱。”朱光潜认为,“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定完整的形式,首尾躯干不完全或是不匀称,那便成了一种怪物而不是艺术。”

  这种写法只是一个极端,另一个极端是把全部作品都在心里想好,写只是一个记录。所谓“成竹在胸”,或称之为“打腹稿”。笔者以为,这其实只是一个理想状态,很难做到。朱光潜先生的做法是在两者之间,即全用腹稿和全不用腹稿两个极端的一种折中法。

  “在定了题目之后,我取一张纸条摆在面前,抱着那题目四面八方地想。”“不拘大小,不问次序,想得一点意思,就用三五个字的小标题写在纸上,如此一直想下去,一直记下去,到当时所能想到意思都记下来了为止。”“这种寻思的工作做完了,我于是把杂乱无章的小标题看一眼,仔细加一番衡量,把无关重要的无须说的各点一齐丢开,把应该说的选择出来,再在其中理出一个线索和次第,另取一张纸条,顺这个线索和次第用小标题写成一个纲要。这纲要写好了,文章的轮廓已具……”

  阅读此处时,笔者心生一种感佩。老先生把自己长期苦练摸索出的写作秘诀,不吝笔墨,毫无保留,和盘托出,这需要何等的胸襟,何等的真诚。这些秘诀对于任何阶段的写作者都是一种点拨,使你拨云见日,如梦初醒。

  大师小传

  朱光潜(1897—1986年),字孟实。安徽桐城人。著名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。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、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,后就读于香港大学文学院,毕业后在上海大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、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。1924年,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《无言之美》。在上海与叶圣陶、胡愈之、夏衍、夏丏尊、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,创办立达学园,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。

  1925年出国留学,先后就读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、英格兰伦敦大学,法国巴黎大学、斯特拉斯堡大学。留学此间,开始给国内的大学生、中学生写信,先后发表了《给青年的12封信》等一系列文章。1933年回国,历任国立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教授。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,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,并担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。

  朱光潜学贯中西,博古通今。他熟练掌握英、法、德等多种语言,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。其中对黑格尔的巨著《美学》的翻译,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。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《歌德谈话录》、莱辛的《拉奥孔》、克罗齐的《美学原理》和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》等。

  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,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。学习研究一生不辍,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,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《谈美书简》和《美学拾穗集》,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——维柯的《新科学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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